我年轻时，也曾风光过。
我们柳家是河东的名门望族，所以，人送外号“柳河东”。
然而，光家世好，不足为奇。君不见，朱雀大街（长安中轴线）上天天有鲜衣怒马的阔少爷驰骋而过。
但我跟他们不一样。我不仅家世好，还特别有才！
13岁那年，朝廷平定了李怀光之乱。
崔中丞想向朝廷上表祝贺，找我代笔。刚好那阵子，我缺零花钱，便一口答应了。
万万没想到，我这篇《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》竟然得到了圣上的点赞。
我一时名声大噪，成了家喻户晓的神童。零花钱有了，名气也有了。
所谓“名利双收”，不过如此吧。
21岁那年，我考中了进士，相当难得。
有谚云：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。这意思是，30岁考上明经，已算晚矣；50岁考中进士，犹未迟也。
比我早生一年的白居易，27岁考中进士，然后喜滋滋地晒朋友圈：慈恩塔下题名处，十七人中最少年。
白居易也太沉不住气了，不过，比孟郊强些。
孟郊46岁考中进士，居然租了辆车，在京城玩起了漂移。就这么漂来漂去，顺便造了个新词——京漂；写出了刷屏金句——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
白居易27，孟郊46，而我21岁考中进士。我是不是也应该像他俩一样嗨呢？并没有。
考中了，我不觉得有多光荣；考不上，也没有淡淡的忧伤。
因为考取功名，对于我这样胸怀远大的人，有什么裨益呢？（得之不加荣，丧之不加忧，苟成其名，与远大者何补焉！）
26岁时，我担任了第一个官职——集贤殿书院正字，也即皇家图书馆管理员。
要知道，图书管理员这份工作，前途可大可小。做大了，前途无量。
或许是这个原因，很多前辈都主动跟我交朋友。
比如前面说到的白居易，以及和白居易同一年出生的刘禹锡。
刘禹锡是才子，写的诗动辄10万+，圈内人都管他叫“诗豪”。
再比如韩愈。我、刘禹锡和韩愈经常喝酒唱和，不醉不罢休。
如果说李白、杜甫、高适是“盛唐铁三角”，那么，我们仨就是“中唐铁三角”了！
还比如韦执谊。韦执谊有个族兄，这族兄又有个女儿叫韦丛，后来嫁给了元稹。没有韦丛，就没有元稹那句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。
我结识的所有大佬朋友中，咖位最高的是王叔文。
王叔文是宰相？Oh，no！
王叔文的职位是棋待诏，工作是陪唐德宗下棋。就这么个类似老板司机的职位，我为啥说咖位最高呢？
因为王叔文还兼职太子侍读，专门辅导太子李诵功课。太子李诵将来登基即位，王叔文就是帝王师啊！
当然，我不是那种势利小人。我愿意结交王叔文，还有别的原因——他是个好人。
王叔文经常给太子李诵叙述民间疾苦（常为太子言民间疾苦）。
太子李诵即使深居东宫，也耳闻窗外事。在王叔文的谆谆教导下，想必太子将来会成为一个好皇帝！
太子李诵也确实成了一个好皇帝。
公元805年，李诵登基即位，是为唐顺宗。唐顺宗甫一继位，就开始革除弊政。
先说当时存在哪些弊政吧。
一是藩镇割据。史载“大者连州十余，小者犹兼三四”，“天子熟视，不知所为”。节度使们各自盘踞N个州，而面对这种局势，皇帝也只能干瞪眼。再多看几眼，节度使就要恐吓“你瞅啥”了。弄不好，又是一场安史之乱。
二是宦官专权的苗头已经出现。宦官嚣张到什么地步呢？可以废皇帝，甚至弑君，简直比董卓还董卓。（废顺宗，立宪宗，有宦官从中作祟。）
三是其他弊政。比如白居易《卖炭翁》中所讽刺的“宫市问题”；白居易还写过一首《杜陵叟》，其中有几句是这样：“典桑卖地纳官租，明年衣食将何如？剥我身上帛，夺我口中粟。虐人害物即豺狼，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！”笔锋直指苛捐杂税。
革新派，就是在这种情势下登场的。
我、刘禹锡和韦执谊，成了革新派的主力。而革新派的头头，正是王叔文。
我们颁行了一些措施，反响不错，“人情大悦”，“百姓相聚，欢呼大喜”。
老百姓是高兴了，守旧派却很不爽。因为某些革新措施，触犯了守旧派的既得利益。
好在我们有唐顺宗这么硬的支持，守旧派也不敢怎样。
然而，我们的支持突然倒了，因为唐顺宗中风病倒了。
那些宦官趁机逼迫唐顺宗禅位给太子李纯。李纯上位，是为唐宪宗。
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宦官有扶立之功，所以，唐宪宗自然亲近宦官。
我们这些前朝旧臣，因为当初没有拥戴唐宪宗，遭到了打压。
先是王叔文、王伾（pī）被贬，然后我、刘禹锡、韦执谊等八人也被贬为远州司马，史称“二王八司马事件”。
革新派当中，我罪行最严重（于众党人中，罪状最甚），被贬到永州任司马员外置同正员。
永州司马，也算个官了，只不过属于编制外（员外置），没有实权。
不过，身为罪臣，我本就不指望朝廷给予权力（俟罪非真吏）。
真正让人寒心的是，朝廷不给实权也罢，连职工宿舍都不给安排。
那个大雪纷飞的寒冬，当我带着67岁的老母亲，一路颠沛到了永州，却发现连职工宿舍都没有，怎一个愁字了得！
那么晚上睡哪呢？只好借住在一座叫龙兴寺的破庙里。
刚搬进去的时候，中庭蒹葭苍苍、白露为霜，野鸟把这儿当成了游乐场。（戏凫鹳乎中庭兮，蒹葭生于堂筵）
好在龙兴寺居高临下，可以开窗放入大江来，可以门泊山谷众林麓。
龙兴寺破是破了点，但好歹面朝大江啊！
想到这，我心中又有了小确幸。
永州是用来流放罪人的地方，环境恶劣，蝮蛇、马蜂横行野外，水中游荡着毒虫。（涉野有蝮虺大蜂……近水则畏射工沙虱）
所以，每当朋友读到我写的山水游记时，总误认为永州是苏杭那样的好地方。
毕竟，我笔下“水尤清冽”的小石潭、“萦青缭白”的西山、“有树环焉，有泉悬焉”的钴鉧潭……实在让人无法跟流放之地产生联系！
我除了写山水游记，还写一些讽刺文章，比如《捕蛇者说》。
刚才也提到，永州野外有蝮蛇横行。
永州当地有一种异蛇，毒性强烈，无论草木还是人类，接触它都得死。（触草木，尽死；以啮人，无御之者）
然而，这种异蛇晒干后，却是种名贵药材。
农民只要交纳两条蛇干，就可以抵充一年的赋税。
所以，很多农民冒死捕蛇。
我写这篇文章，是想通过描述农民“号呼而转徙，饥渴而顿踣”的生活惨状，来讽刺“赋役苛于蛇”。
此外，还有那首《江雪》：
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
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
江上人鸟声俱绝，天与云与山与水，上下一白。
银装素裹的世界里，只有一点黑。
那是独钓江上、披蓑戴笠的渔翁。
渔翁被大雪封杀，找不到一个同类；
我则被朝廷封杀，寻不到一线转机。
公元814年，我被贬永州的第10个年头，转机出现了。
当初被贬时，唐宪宗曾放出狠话：“即便朕大赦天下，你们也不在被考虑之列！”（纵逢恩赦,不在量移之限）
时间可以冲淡一切，包括恨。
十年过去了，唐宪宗也没那么恨我们了，于是将这些被贬的官员征召回朝。
接到朝廷的诏书，甭提我有多高兴了，堪比苏武凯旋归汉的心情。
回长安的路上，我骑在马上，总怀疑这只是一场梦。
投荒垂一纪，新诏下荆扉。
疑比庄周梦，情如苏武归。
途径汨罗江时，我又作诗一首：
南来不作楚臣悲，重入修门自有期。
为报春风汨罗道，莫将波浪枉明时。
当年被贬永州时，我就没像屈原那样绝望，因为我坚信，自己迟早会再被朝廷起用。希望汨罗江的春风助我乘风破浪，及早回到长安，效力朝廷。
暮春三月，草长莺飞。长安玄都观，桃花始盛开。
刘禹锡的才思也如春暖花开，一首《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》不自觉地钻进了脑海：
紫陌红尘拂面来，无人不道看花回。
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。
倒霉的是，刘禹锡的这首诗，被小人举报了。
“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。”玄都观里的一千多株桃树，想必都是在我刘禹锡离开之后混进来的吧！
刘禹锡分明是说：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才让你们有机会出头。我不是针对谁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！
这首诗被曲解成这个意思后，很快引发众怒，好像触动了弓弩的扳机一样，各种诋毁一时间纷纷冲刘禹锡来。（一坐飞语，如冲骇机）
明摆着是一出文字狱，然而，唐宪宗居然信。
唐宪宗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，我们再度被贬。
第二次被贬，刘禹锡最惨，被贬为播州刺史。
播州，古称“夜郎”（即夜郎自大那个夜郎国所在地），妥妥的不毛之地。
我眼前一黑，想到了当年母亲病倒在永州的伤心事。
而刘禹锡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，若去了播州，恐怕也捱不过吧！
这次，朝廷把我贬到柳州。柳州虽然僻远，但比播州好些。
于是，我上书朝廷，表示愿用自己的柳州换刘禹锡的播州。
虽然柳州仅比播州多一点点好处，聊胜于无吧！
唐宪宗没同意，不过，刘禹锡被另派到了连州。
想来，唐宪宗是动了恻隐之心，但又不愿让别人觉得是听取了我一介罪臣的建议。
韩愈听说这事后，发微博@我：呜呼！士穷乃见节义！
在永州蛰伏了十多年，却等来了第二次贬谪。
我和刘禹锡顺路，就一道走。
走到湖南衡阳，终须告别了。
不知为何，我突然预感到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，心中涌起一股男儿落泪的伤悲。
《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》
十年憔悴到秦京，谁料翻为岭外行。
伏波故道风烟在，翁仲遗墟草树平。
直以慵疏招物议，休将文字占时名。
今朝不用临河别，垂泪千行便濯缨。
我到柳州以后，心中郁结，难以言说，苦闷到写一首诗，都得同时@4位好兄弟了。
仿佛多一个好兄弟倾听，我心中苦闷就减少一分。
《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》
城上高楼接大荒，海天愁思正茫茫。
惊风乱飐芙蓉水，密雨斜侵薜荔墙。
岭树重遮千里目，江流曲似九回肠。
共来百越文身地，犹自音书滞一乡。
（诗题中的“漳汀封连”代指韩泰、韩晔、陈谏、刘禹锡，他们分别被贬到这4个州做官。）
差不多在这时候，白居易出事情了。
是这样，藩镇派人刺杀了主战的宰相武元衡。
白居易身为左赞善大夫，本职工作应该是多陪陪太子。
然而，白居易毕竟是白居易，是那个敢写《长恨歌》讽刺唐明皇的白居易。
白居易率先进谏，大胆地提出“削藩镇，为武元衡报仇”。主和派担心惹恼了藩镇，便借口白居易越职奏事。
白居易遂被贬为江州司马。
白居易谪居江州期间，写出了一篇现象级爆文《琵琶行》。
《琵琶行》中有句诗，刚好道出了，我一直以来想对白居易、刘禹锡等难兄难弟说的话：
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！